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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之外的任何人都能够看出群体情绪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是平庸甚至是智力低下的人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做出判断。但即使是天才专家也说不清群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体的。

    1523年6月上旬，伦敦有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潮水会于1524年2月1日淹没伦敦城，上万户居民的房屋将会被冲毁。在预言发布后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盲从者都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预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它。人们纷纷打点行装迁居至伦敦城外的地区。迁徙行为更加快了预言传播的速度。随着时间离灾难的预定日期越来越近，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1524年1月，平民百姓携妻带子，成群结队地步行到遥远的村庄去躲避灾难，达官贵人则乘坐马车赶到那里。

    时至1月中旬，至少两万人离开了伦敦。人们认为，伦敦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有钱人特意在其他城市的高地上安家，即使是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也不能例外。

    但泰晤士河潮水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席卷伦敦，愤怒的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预言家灵机一动，声称洪水淹没伦敦的日期没有错，只是发生在下一个世纪，因为自己的疏忽，所以算错了一个数字。

    这种胡言乱语却在群体中得到信任与传播，证明了这种来自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的确具备了传染病一样的威力。除了令人陷入狂乱之外，它还会摧毁一个人心理上的防御机制，让人的表现突破人格上的界限。

    4.暗示性从众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理性的，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但这种理性只在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才会发挥作用。一旦进入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就消失了，个人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正如催眠师晃动水晶球，使群体中的个人陷入了一种极度兴奋的无意识状态。大脑的理性活动被抑制，正常的思维活动被麻痹——这时候的人完全听命于他的脊椎神经所接收到的外部信号。他沦为了催眠师随意支配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这时候的他，有意识的自我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明晰的意识力与判断力也荡然无存，他听命于催眠师，他的情感也沦为被操控的工具，接近于迷信状态。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就像被催眠的人一样，某些能力被破坏了，某些能力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行动。这种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比被催眠的冲动更难以抗拒。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这些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根本无法逆流而动。

    我们的潜意识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就会释放出大量本能性的冲动力量。暗示的力量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替代了群体的个体自我人格——也许只是将某种蛰伏的力量唤醒而已，一旦这种力量被唤醒，群体自我人格的原有部分就会迅速地被这种强大的力量所淹没。

    历史上，在人类揭示未来奥秘的手段中，象征和征兆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许多事物都被预言家们看作或凶或吉的预兆，但只要我们稍具理性，就知道这种方法极度荒唐。

    迷信征兆者不仅有社会底层的百姓，许多学者、政客和军人也很迷信。对那些软弱而又轻信的人来说，如果在清晨遇到了一头母猪或是一只黑猫，这一天就会相当不吉利；遇见一头驴，就意味着不幸。如果梦见掉头发，便有亲人发生不幸，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走霉运。

    群体有着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能力——暗示的作用对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群体的情绪链条传递越来越强大，让他们做出超乎想象的事来。除非有谁熟谙群体的特性与暗示的技巧，否则想平息这种群体的冲动无异于天方夜谭。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同意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1789年8月4日夜，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如果让他们单独考虑这些事，没有一个人会同意。

    由此可见，群体的智力低于孤立的个人，但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接受的暗示的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学者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实践提供了保证；正是群体，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正是群体，才可能——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如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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