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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词语的理解，只能达到过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后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词语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假如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会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恶痛绝，但又没办法改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些词换个说法。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比如说，在大革命之后，执政府把令人生厌的“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换成了“盐税”，过去的“徭役”改成了“间接摊派”，而商号与店铺的税款，也被起了个新名字，叫作“执照税”。

    这些新名词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有损于执政府和帝国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有效地防止群众产生反感。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

    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能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史学家泰纳说，大革命风潮中的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的流行说法，建立起堪与达荷美（达荷美王国，是西非埃维族的一支阿贾人于17世纪建立的封建国家。国家全名为“达恩·荷美·胡埃贝格”，意思是“建在达恩肚子上的国家”，简称“达荷美”。1899年为法国所灭）匹敌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来。统治者的艺术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辞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同一个词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含义，表面看着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时间促成了词义的变化，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会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比如使用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民主是说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代表了民众的国家要支配一切，控制一切，要集中权力，要垄断并制造一切，无论你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铁杆的保皇派，一切党派都得服从国家。

    在美国人看来，民主却是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这种发展是超越一切的，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

    同样的一个词，在一个民族代表个人服从国家，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国家对个人的彻底服从。

    （2）幻觉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群体便处于幻觉的影响之下。最早的幻觉，来自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人们捏造出神灵，开始崇拜偶像，沉迷在幻觉里。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祭坛。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相信神灵，把注意力集中到人文科学的领域里，无数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诠释出来，哲学成了新生幻觉。

    但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都拥有着坚不可摧的力量，这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为它们而建；18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动荡，是为它们而发动的；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人类以为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能够消除这些幻觉，却不知道在短暂的沉寂后，幻觉会死而复生。没有幻觉，人类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幻觉，人类很快就会重新回到野蛮状态。他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假如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推倒雕像，把因宗教鼓舞而创作的艺术品统统撕毁，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人类必须怀抱着希望和幻想，否则就无法活下去。这就是诸神、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原因。科学承担起祛魅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科学既不敢做出慷慨的承诺，也无法像幻想一样撒谎。

    19世纪的哲学家热忱地破坏着大众群体对宗教、政治和社会的幻想，完全不管我们的祖辈已在这些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让大众的希望破灭，顺从也终结。幻想被扼杀之后，大众群体就得盲目地面对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那些软弱的人和有慈悲心肠的人显然做不到对此无动于衷。无论哲学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这恰恰与群众的本能不相符。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大众都必须有自己的幻想，他们如扑火的飞蛾，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

    （3）经验

    经验是真理唯一能够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的传播手段，也是过于危险的幻想破灭的武器。为了检验真理，摧毁危险幻想，经验必须是积累了许多代并且可以随时被验证的。

    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作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或是压制那些牢固地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毋庸置疑，史学家会把19世纪及更早一段时期当作一个被奇特经验充斥的时代——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试验莫过于法国大革命了。我们发现，社会改革需遵照纯粹理性的指导，如果没有纯粹理性的指导就从下至上地改革一遍，必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欧洲陷入长达20年的剧烈动荡就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仅这一个例子，似乎不足以证明我的观点，这需要在50年里来上2次破坏性试验。法国人民为第一次试验付出的代价是300万人的性命，国力衰微，致使敌国入侵。第二次试验是法国人民拥戴拿破仑三世，结果以割让领土来证明了常备军的必要性。尽管试验结果证明我的论点明确无误，但仍然不那么令人信服。似乎还得来上第三次试验，没准儿哪天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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