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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记者、艺术家还是其他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议会制度也会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第一种危险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如果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国家雇员加薪，其他议员因为害怕被选民憎恶，就会沦为这些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些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很清楚这会增加新的财政负担，必然导致新税种的设立。但却不敢在投票时迟疑不决，更别说反对了。增加开支的后果由遥远的未来承担，对自己来说，没有什么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那么他们参与竞选的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的补助金。任何议员都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危险，议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会不断增加，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却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大量法律——这种真正的限制性条款导致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群体眼光短浅，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结果完全不能预知。

    这种危险不可避免，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给了其选民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无法避免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著作中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他在《人与国家》一书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制定了大量法律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公民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可以根据公民的收入相应减少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意味着公民根据自己喜好花销的份额减少，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各种限制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立法措施，这些限制性法令的通过，大大增加了负责法令实施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力。长此以往，这些公务员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在政府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永久地存在。实行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这些不断增加限制性的法规，用最琐碎的条条框框把生活的细枝末节规范起来，无可避免地限制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使他们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小。各国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制定完备的法律，因此，每天都在批准一些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束缚性法律。政府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让国家公民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我们的公民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因此国家必须表现出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自由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起的作用，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

    根据历史的教训和各方面都令人触目惊心的先兆判断，某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的阶段，和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一样。所有民族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同样的阶段，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复某种过程。

    如果我们根据主要线索，总结之前那些伟大文明的兴起与衰败的原因，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法律是这些人结为整体的唯一纽带，尽管相关法律并没有完全得到所有头领承认。

    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英雄主义、易冲动、性情狂狷等群体特征，都会表现出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漫长的岁月是真正的造化者，种族就是它的作品。在此过程中，环境长期一致、种族间不断通婚、一起共同生活等因素各自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慢慢融合成一个整体，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就此形成了，并且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渐渐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了。但只有在长期努力，经过无数次反复的斗争，直到它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能够完全成为一个民族。

    这个理想的性质并不十分重要，不管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一个种族会逐渐具备某些素质，某些建立丰功伟业不可缺少的素质。无须怀疑，它有时仍然是乌合之众，但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这个种族的秉性，种族的秉性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起到支配着这个民族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仙还是人，全都无法逃出它的手掌。当某种文明强盛到一定的程度，复杂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止步不前。一旦止步不前，便注定了衰落，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衰落是个不可避免的时刻，它以种族支柱的理想衰弱为特点。与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基于它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种族的理想不断消亡，它那使自己团结强盛的品质也慢慢失去了。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取代，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在这个阶段，人们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管理，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消失殆尽了。从此，这个种族的人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拥有着至上的权力，使得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依然华丽，悠久的历史赋予的外表尚可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但这座岌岌可危的文明大厦，没有任何支撑，风暴一来，它就会立刻被摧毁。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到文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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