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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大卫先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根据《心理学年鉴》的记载：著名心理学家大卫先生进行过这样一项试验，他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在让这些人检查了物体，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上了标记之后，大卫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还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参与试验的杰出观察家们全都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但真实的情况是，所谓的灵魂现形，只不过是大卫先生的简单骗术。

    最神奇的部分并非骗术本身，而是这些目击者提交的报告极端虚假。大卫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是却起到了支配群体大脑的效果，甚至于让众多的目击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

    众多目击者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

    正如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这是一种类似于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即使对于那些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甚至批评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1678年，英国首相接到报告：在与议院相邻的某些地下室里，听到了“巨大的敲击声和刨地声”。在多赛特地区，许多人称法国军队已经在陆柏伯岛，军队队列整齐，军官还走在队列前面。一位伯爵带着一名陆军中尉策马狂奔向海德公园，他们的手中握着短剑，要求每个人都拿起武器，认为法国人就要来了。

    但所谓的法国军队队列，不过是一排排的树篱笆桩，所谓的军官也只不过是些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马。

    集体撒谎的例证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最荒唐的事情要算中世纪欧洲的圣物崇拜。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把种类繁多的圣物带回了欧洲，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群体性谎言。

    在这些圣物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在当时的整个欧洲，无论教堂宏大与否，皆以拥有一块这样的圣物为至尊荣耀，于是这种碎木片如野草般在各大教堂铺陈开来，持有者皆声称其源于“真正的十字架”，这种“圣物”数量之多，如果能够集中到一处，几乎可以承担起建造一座教堂的木料。

    这荒谬至极，可绝大多数人却信以为真，不仅神职人员如此，甚至民众也对它们顶礼膜拜，认为这些木头不但可以辟邪，而且能够治愈多年的顽症，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这些碎木片。只要稍具备理性与常识的个人，都会认清这件事情本身的荒谬，几乎没有人对此保持丝毫诚实与警醒，并非是所有人都要故意撒谎，而是当个体集结到一起之后，群体的谎言行为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类似的例子多得不计其数。在我写到本章节的时候，巴黎正被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两个女童从家里走失，不久后在巴黎的塞纳河中发现了两具尸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孩子——他们说这两具尸体就是那两个可怜的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完好无损地又出现在大家面前。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第一个目击者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假如我们还原整个事件就会发现谎言的传播会经历如下阶段。

    在谎言制造阶段，第一个目击者被心理暗示影响，成为幻觉的牺牲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显现出一些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的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当他开始传播这种暗示的时候，证词便开始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可原谅的后果，关于这一后果，我们还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继续讨论。

    接着是谎言的被肯定阶段，在这一阶段，说谎者的数量会更多，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当即附和谎言，有的人和第一个人一样，牺牲于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则是完全没有主见的糊涂虫。

    到谎言扩散阶段时，整个群体的成员都会成为说谎者。当第一个目击者依靠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得到了肯定后，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就在一瞬间被征服了，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消息被以讹传讹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说谎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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