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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过去，在法国的维莱特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一个孩子凭借着自己的模糊记忆指证说那是自己的同学，于是一场缺乏根据的辨认过程开始了。

    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姓夏凡德雷的妇女情绪失控地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她走近那具尸体，观察死者穿的衣服，又看了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这名太太住在福尔街，是个看门人，“他去年7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夏凡德雷太太叫来了表弟，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与夏凡德雷同住在这条街上的几个邻居，都认为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费利贝·夏凡德雷的同学是根据那孩子佩戴的一枚徽章肯定死者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

    人证、物证齐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证词很有说服力，但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一个半月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这似乎可以证实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是最容易轻信的人。这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我们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最爱撒谎。尽管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无辜的谎言仍然是谎言。如果要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那还不如用扔钢镚儿的方式来得合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女性和儿童，因为他们最容易轻信他人。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

    在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用相当多的例证来确定它极不可靠，这种集体观察力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会出错。如果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此方面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也在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后方出现过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携带着为数众多的大炮。从历史研究中看，假如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输得如此之快，所谓的增援部队不过是一队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折回了前线，大炮则是他们的行李车而已。这是一个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再举一个可以证明吾之观点的例子。

    1806年，英国利兹地区有一只老母鸡不停下出印有“末日将至”的怪蛋后，许多人专程赶来参观老母鸡，惊恐万状的信徒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得出世界末日将至的结论，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便播散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花样百出。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各式外形的怪蛋。实际情况是，这蛋不过是普通的鸡蛋，只是上面用具有腐蚀性的墨水涂写了“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事例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我们向来认为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算得上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最应该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同一件事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这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必然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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